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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和晋商,谁才是中国古代第一商帮?

2019-11-01 21:40:09 来源:鲁南商报

作者:艾英

晋商和徽商能够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的商业帮派,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的政策。

古代社会不重视商业。商人在古代不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这可以从二十四部历史中看出:历代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人写传记(即《史记》中的货殖传记)。从那以后,很少有古代商人能够在历史上成名。

司马迁

商帮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商人能够作为一个集体进入历史舞台。在众多商业群体中,晋商和徽商最为著名,他们的兴衰见证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伟大历史。

01

有趣的是,晋商和徽商的崛起与盐业有关。

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明朝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把重点放在北方的国防上,包括重建长城和多年来派遣大量军队。其中,最密集的驻军在山西大同地区,“两个省会城市都被逼在里面,一地被控制在外面”。朝廷在这里修建了323公里长的长城,配备了10多万步兵和骑兵,并配备了数万只动物。

要维持如此庞大的军备,军事物资、食品和工资的供应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中央政府每年花费数千万两银子,财政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山西省政治行政长官杨宪向朝廷递交了一封信,提议实行“开放中国制度”。

盐业是“开放体系”的核心。春秋以来,齐桓公把盐业列为国家垄断行业。中国各个时代的政府都把它视为经济的命脉,并严格控制它。其垄断收入占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明朝也不例外。政府控制盐的生产,盐业的“经销商”也由国家指定。

对此,“开放中国”制度规定,要获得“食盐进口(购买证和销售许可证)”,商人必须将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运往北方边境,“以粮换进口”;然后去指定的盐场收集货物并在指定的区域出售。

这一制度的实质是“以盐养兵”:国家对盐业的专有权被用来转移一些权益,以换取民间财富对边防的支持。

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位于边疆,交通便利。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的产盐区。在“盐粮益”之地,晋商收粮卖盐,成为最强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这是晋商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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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以来,晋商享受盐业独享利益已有120年,成为明中叶前最强大的商业集团。洪志五年(公元1492年),晋商终于遇到了来自南方的新商业集团的挑战。

今年,户部部长、杨珊人叶琪(今江苏淮安)实施了盐政变法。他提出了一种新的“颜色转换制度”,以改变“开放制度”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在新的制度下,商人不再需要支付谷物价格来换取北方边境地区的盐进口,而是可以支付谷物价格来换取内地的盐运输部门的盐进口。

与这两种制度相比,区别似乎只是食物接收地不同,但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利益的再分配。明代洪武以来,淮河流域和南方浙江的盐场产量逐渐增加。淮河的盐总量达到57万,占全国总量的一半。改用颜色转换系统后,盐商不用把粮食运到北方就能得到盐,晋商的地理优势就消失了。

从盐政策前后的变化中不难看出,在“变色体系”的背后站着一群热切的南方商人,他们也盯上了“以盐换粮”的肥肉,而这群人主要来自徽州。

事实上,惠州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明代中前期,徽州人主要经营四种生意:徽墨、生漆、森林和茶叶。后来,棉纺织业在浙江地区兴起,徽商也非常活跃。然而,这些企业都无法与盐业的巨额利润相提并论,正是由于晋商繁荣的“秘密”,地理位置优越、人力资源和谐的徽商开始向先行者发起挑战。

惠州印象

颜色转换系统实施后,世界上的盐商被自动分为“边境商”和“内部商”,后者逐渐占据主动。从那以后,位于边境地区的太原和大同,被淮河盐场附近的地区所取代。首当其冲的是淮安,叶琪的家乡,户部部长。地理位置较好的扬州,已经飞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贸易中心和“盐商之都”。许多晋商不得不把他们的家搬到南方定居。与此同时,徽商奋起反抗晋商。

03

中国人民重视“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人和正确的人”。在晋商和徽商的故事中,这可以说得到充分的体现。

“时机”可以说是国家的形势和政策,“地理位置”是地理优势,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复杂得多。

晋商崛起期间,政治参与和影响始终存在。例如,明代中叶最著名的晋商——周浦的王甲和张家。王家刚开始从事粮食贸易,但真正让这个家庭腾飞的是第二代孩子王崇古。王崇古通过进士考试后,晋升为高级宣达总督,成为北防最高统帅。他的哥哥王崇义是个商人,很快就控制了河东盐场。王甲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盐商。

张氏家族的“致富之路”与王氏家族的“致富之路”完全相同:张四维在“第二代”通过进士考试,升至礼部部长,在张居正死后担任内阁官职。他的弟弟在山西做生意,后来在张四维的帮助下,控制了路畅盐场,这是北方的另一个大盐场。从那以后,这个家族的权力飙升到可以与王家相媲美的水平。

企业集团成功的基础自然在于其卓越的管理能力和理念。例如,晋商注重义、信、利,以义、诚为经营原则。他们也以关羽为神,看中关羽“义”的精神内涵。明清时期,关帝庙遍布世界各地,这与晋商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晋商、徽商在明代的崛起和真正商业帮派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政策:无论是开放制度还是色彩转换制度,其实质都是国家控制重要物资(盐)的生产,实行特许经营(粮换盐)和销售市场准入。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商融合”的现象——主要官员和大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一个家庭。与晋商相比,徽商的“政商合一”也具有可比性。

这很像现代经济中的“契约制度”:在不改变国有对重要资源垄断的前提下,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明朝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一初衷确实实现了。然而,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和合法性,并为政府和商业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尽的寻租空间。俗话说,“成功也打败了小河”。一旦法庭上没有人“代表”它,商界的衰落可以说是迅速的。清代“洪鼎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例子。

胡雪岩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为什么中国古代商人没有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之外,商业与政治的关系“不清不楚”,商人与官员之间强烈的个人依恋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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