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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郑树:“做研究就高兴”的“80后”

2019-11-04 10:22:13 来源:鲁南商报

“郑高仁一,树长人”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和浙江大学癌症研究所教授金勇先生给郑叔的题词。题词中隐藏着2019年“浙江大学优秀医生特别奖”获得者的名字,也写着她高尚的医德和非凡的成就。

现在,郑淑已经88岁了,在她应该能够照顾自己的年龄,她像往常一样坐在诊所里,沉浸在实验室里。

1955年,郑淑毕业于浙江医学院(1960年更名为“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部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包括《实用癌症杂志》(Journal of Practical Cancer)在内的十多种中英文专业杂志的主编或主编,主要从事恶性肿瘤的防治研究。

向前移动时间之手。80多年前,郑淑敲开了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门。

当时,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也叫广济医院。年轻的郑淑跟随母亲去就医。他看到许多病人在与疾病作斗争,看到“白大褂”进进出出。她觉得医生的职业是“惊人的”,她暗暗把自己的抱负放在心里:“成为一名医生,治愈伤员,拯救垂死的人。”

1949年,郑淑进入浙江大学医学院,成为新中国首批大学生之一。当时,浙江大学医学院实行六年制,学生必须在理学院生物系学习三年,然后转到医学专业进行预备和临床研究。

那时候,郑淑班的生物老师是著名的谭贾珍教授。当时,谭贾珍刚从国外回来,生物教材都是英文的,“上这样的课是非常训练的”。教授解剖学的老师王中桥从德国留学回来。“这很严格。只要他问一个问题,学生们就必须立即回答。压力很大。”

在努力学习的日子里,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当郑舒谈及医学院女生如何占据图书馆空间时,他笑得眯起眼睛:“我们会在桌子上放一小块人骨,这特别有用。”

"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为党、国家和人民做点什么."有了这种信念,郑淑在寻找和学习方面的脚步从未停止过。1984年,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淑去了半个世界的美国学习。他站在乳腺癌专家伯纳德·费希尔面前,跟着他。

第一次见面时,费希尔问郑钱树为什么来学习。医生郑淑描述了两个病例。一例是术后18年肿瘤再次复发。另一个案子是郑淑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肿瘤病变占据了很小的空间,但她在短时间内死于癌细胞的骨转移。郑淑告诉费希尔,她想知道为什么癌细胞在“冬眠”这么长时间后“醒来”,为什么一些“小肿瘤”特别危险。

直到今天,关于癌细胞冬眠和转移后苏醒的研究仍在继续。费希尔当时无法立即回复,但渴望学习和实践的郑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随后的手术中,郑淑的专业标准得到了费希尔的认可,因为他帮助费希尔准确、快速地找到了手术位置。费希尔教授告诉我,如果你需要找到他,你可以直接去办公室。郑叔说:“后来我知道很多人害怕他,只有我敢直接敲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浙江省结直肠癌发病率较高。国家癌症预防控制办公室找到了在乳腺癌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就的郑淑,希望她能转向海宁嘉善地区死亡率极高的结直肠癌研究。郑淑与结直肠癌持续了40年的“死亡斗争”开始了。她坦率地说,肠癌的研究非常困难,因为“它在胃里,肠的结构非常复杂。当时没有结肠镜检查,只能发现直肠的这一部分”。

在研究开始时,郑叔带领团队到海宁和嘉善地区进行结直肠癌筛查。在海宁血吸虫病站的帮助下,该团队从24万名30岁以上的人群中筛选出4000多名患有肠息肉等疾病的高危结直肠癌患者,并通过手指检查和15厘米直肠镜逐一治愈。然而,郑树申知道这个高危人群的癌症发病率很高:“就这样吗?”

此后,在郑叔的领导下,海宁和嘉善的结直肠癌筛查和随访逐渐成为一个系统。该小组每2-3年对海宁筛查出的高危人群进行一次随访,随访时间为20年。通过早期预防和治疗,海宁市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郑淑写下了筛选的后续结果,并将文章带到国外参加学术会议。经过两轮选拔,郑叔获得了第一名。她对这些数据的效果非常肯定:“这些材料在医学研究领域完全积累起来是非常珍贵的。”

为了彻底了解结直肠癌的病因,郑树和斯坦福大学自1982年以来对中美两国的结直肠癌进行了为期3年的流行病学研究,并获得了一份高危因素问卷。后来,郑淑的团队将问卷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整合,形成了一个系统化的“定量高危因素序贯筛查计划”(quantitative high-risk factor sequential screening program)。这套计划为中国结直肠癌研究提供了总体思路和研究计划。

媒体报道的“红烧鱼实验”也源于这一结肠直肠癌的流行病学研究。郑淑表示,在做对比研究时,合作的美国研究人员选择了炸鸡食品进行实验,但在中国,考虑到海宁和嘉善这两个采样点的实际情况,她最终选择了红烧鱼进行研究。

通过比较不同频率食用红烧鱼的人群中结直肠癌的发病率,郑叔证实油炸动物脂肪蛋白是一种诱因。她补充道:“现在有些人扩大了这个结论,说所有油炸的东西都会导致肠癌,这是不准确的。”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专门研究肿瘤的郑淑也做了一些她引以为豪的事情:引入了随访卡,这为建立健全的随访系统打开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访是肿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1958年在上海学习期间,郑舒第一次看到了后续卡片。“当时的图案还是一张洞牌。应在相应位置打孔,以记录患者信息。”郑淑娇的随访卡非常方便有效,所以他带了一张回来学习。此后,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与时俱进地建立了随访系统,从病理切片登记到建立组织库,再到建立电子随访卡存储系统。该系统不仅有助于患者的后续治疗和康复,而且为肿瘤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病人也非常支持与这个系统合作。一个病人来问郑叔,因为他不能接后续电话。郑叔翻了翻随访卡,发现病人“手术已经25年了,但实际上不需要随访”。但是为了让他安心,郑叔要求医院再给他登记一次。

手术刀很冷,但医生总是有“体温”。1966年初,郑隋书的医疗队去金华永康农村时,当地医生紧急邀请他们会诊。当她到达手术室时,眼前的景象令她震惊:一名50岁的女患者大肚子躺在手术台上,子宫上似乎附着了一个肌瘤,血管很粗,所以医生不敢用刀。

当地医生说这是一个切除子宫肌瘤的手术,但是郑书怡的检查发现病人体内有黄体,表明怀孕了。他坚持说病人“有子宫肌瘤,也有孩子”,并要求停止目前的手术。最后,考虑到非常有限的医疗条件,女病人的手术改为宫内解剖手术,由郑淑在妇产科医生的配合下完成。

"结果,手术刀一放下,它就看到了头发,那是一个孩子."不管事情过去了多久,郑叔讲这个故事时仍然会激动不已。“病人流了很多血。麻醉师不停地喊着。血压下降了,最后血压降到了零。心跳消失了。我很快和麻醉师一起给她做了心肺复苏。幸运的是,心跳逐渐恢复,从而挽救了两条生命。”

“每当我想到它,我总是感到害怕,因为现场极其危险。它不仅使用了我关于黄体的基本知识,还测试了我的急救知识。要成为一名医生,一个人必须是坚强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经历。”郑叔说道。

另一次去农村时,郑叔负责治疗一个先天性肠粘连的小女孩,但小女孩非常害怕手术,在检查郑叔时经常假装没有患病。后来,郑叔悄悄躲在小病人的床上观察,才完全了解她的病情,并为她完成了手术。

回到杭州一年半后,小病人的母亲发现郑淑正坐在浙江大学第二医院。原来,小病人的母亲经常路过杭州,每次她来,她都去医院找郑叔。在郑淑被发现的那天,她非常高兴,给了郑淑一双布鞋来表示感谢。鞋子的尺寸刚刚好。

郑淑记起,当看医生时,一个小病人的母亲经常蹲在她脚边摸来摸去。那时,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有当她穿上鞋子时,她才明白它是在测量尺寸。她急忙跑到医院的对面去买一袋糖果作为礼物,但当她回到医院时,病人的母亲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作为一名医学教授,郑淑不仅担心病人的身体,还担心如何为医学生提供更好的教学环境。

在经济困难时期,面对资金不足的困境,她千方百计周游世界,以提高尖端医学教材的短缺,引进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各种研究项目。单独拜访润润先生,劝说他捐钱建立润润先生肖医院。

郑淑仍然记得在去邵逸夫的路上,有一段相当激动人心的经历。郑树林知道邵逸夫的家乡在浙江宁波,所以他在旅行前特意买了宁波特产芋头作为礼物。然而,芋头有一个奇特的外表,看起来像地雷。当他们到达港口时,保安人员进行了例行检查,发现了八个“类似地雷的东西”,并忙着审问他们。郑淑解释说,这是芋头,是送给邵逸夫的礼物,已经发放。

如今,郑树被视为医学界的“常青树”。她仍在带领学生做这个项目,还记得她在费希尔面前问的两个问题。接下来,她想继续研究导致早期结直肠癌患者死亡和晚期结直肠癌细胞肝转移的分子机制。谈到专业领域,她头脑清醒。谈到这一点,侃侃没有忘记在项目评估中表达她对年龄限制的不服气:“我今年88岁,仍然是80后,我想做更多的科学研究。”

现在,“80后”的日常生活简单而有趣。一大早,我准时去了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要么在门诊,要么在进行多学科综合诊疗讨论,要么埋头于实验室研究工作。郑叔总是笑着说:“给我空间和时间,让我做研究,我最开心。”

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2019年9月23日,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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