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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息中心原常务副主任杜平:对照指标体系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把

2019-12-03 16:45:08 来源:鲁南商报

中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

城市化在中国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据说40年来,中国一直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率从17%上升到56%。中国拥有一亿多常住流动人口,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并将在几年内继续促进亿万城市人口的稳定定居。称之为新意味着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即如何推进新型城市化。例如,如何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另一个例子是如何促进工业型城市发展向服务型、宜居型、绿色型和人文型城市发展的转变。同时,如何引导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逐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智能化等。这些新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在新阶段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艰巨任务,也是中国实现从大国向强国转变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

多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实践,与指标体系相关的各种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在推进理论指导周期、总结实践、重新指导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一些报道不同程度地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读者看到,这份《2018年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已经是第三份年报)是一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指标体系(日文版全文已经出版),它给国内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以及各界关注的人士带来了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价值。

用城市化打破区域发展的话题

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这决定了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城市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借鉴国际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至少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当今中国必须继续从城市化中寻求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动力和新源泉,同时促进城市发展,实现高效、高效、优质、高水平。因此,在协调城乡及其村庄发展的同时,城市发展,特别是大都市地区的发展,只能得到加强,不能以任何方式削弱。

总之,在一个人口和土地规模庞大的大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规模和水平不仅是最终解决一个国家重大区域发展问题的关键、核心和基础,也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能否顺利、快速、可持续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在中国面临经济增长上坡、社会发展和社会文明建设进入关键阶段、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更加艰巨的时候,城市化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围棋成败的一只“眼睛”。

城市化发展应强调人的获得感

多年来,为了促进城市的协调发展,各级政府相继认真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战略设计、规划和政策支持。总的来说,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意义,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如果从投入产出比、发展可持续性和人们的获得感三个维度进行客观评价,则所制定的大部分战略和计划都产生了不令人满意的实施结果或人们的获得感不强。这也是事实。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总结过去中国城市化的偏差或错误。例如,大规模土地开发以大规模人口集聚取代城市化,采取行政措施疏散村镇或建立新区以扩大城市地图,工业国内生产总值优先考虑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城市-城市分离和城乡分离等行政制度推迟了大都市地区的迅速形成。

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城市发展进行定量评价和评价,找出可以复制和推广的规律。对于城市来说,这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以发挥其优势,升级其基准,找出差距,加快变化。我之所以乐意参与《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的研发并为这本书写点东西,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多年来一直能够冷静下来而不求利益。通过精心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是一件好事。其社会影响力正在扩大,品牌价值也在逐渐增加。这真是令人欣慰。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的独特亮点

关于中国城市发展指标体系,近年来国内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就我所见,每个人都有一些优势,或者有些人基本上可以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我想指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有其独特的亮点。

首先,解决了数据短缺和数据失真的问题。任何建立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和开发都必须首先解决能够代表指标体系的数据的可用性和及时性问题,以及数据分析样本数和数据结构的合理性问题。然而,很明显,我国现有统计体系的基本特征,如数据源、指标定义、标准化格式、事后收集等,已经不能满足复杂数据结构、标准化数据和及时性收集支持的城市化指标体系研究的需要。此外,一些研究人员试图设计一个可以自己收集的抽样调查系统,并用来建立一个指标体系,以避免统计系统的缺陷。然而,这是一件更难甚至不可能满足中国设计师需求的事情,如问卷的主观设计缺陷、无法保证受访者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样本严重短缺等。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关于城市化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报告会导致不科学的争论、偏差和模糊的结论,因为它们不能更好地解决现有数据的可用性、及时性和基本样本量。

为此,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Urb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的研究人员创造性地设计了一套集成三种数据源的数据采集、采集和处理利用系统,即:约30%选自统计数据,约30%来自卫星遥感数据,约40%来自互联网大数据。从数据有效性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统计数据可以用来定义一些关键的标准化常见现象,并建立一个基本的回归模型。卫星遥感形成的时空大数据可以客观表征空间变化与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相关性。互联网包括由人们的消费、商业、通信、娱乐、社会互动和电子政务等客观行为自动生成的大数据,以及任何可以在线自动传输信息的终端设备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来描述隐藏在人、人、物相互关联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综上所述,虽然目前的数据源结构和权重计算仍需不断完善和升级,但从建立城市化指标体系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来看,该指标体系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采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数据量及其结构的合理性。

第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和回归性,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Urb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发展了一套相对独立、密切相关的指标体系,以“3×3×3”框架为代表。可以说,地球是一个由天、地、人和所有生物组成的巨大系统。中国古代哲学大师们用“人生二、人生二、人生三、人生三”抽象地勾勒出这一庞大体系的变化规律。显然,“3×3×3”框架符合这一规则。任何构建一套评价巨型系统变化的指标体系的尝试都必须定位于一个系统的、动态的、不断迭代和升级的指标体系中。由于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对人类干预城市物理空间和生态系统的强度和滞后有较大影响。因此,城市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应该说需要更多的战略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当然,它只能坚持一个更好的目标取向,而这从来都不是最好的。我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试图从设计理念、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系统架构等方面揭示城市各子系统的关联性以及城市与外部系统的关联性。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被抽象为代表城市变化的顶层指标。它们被进一步分解为9个中期指标和27个短期指标。同时,使用785组数据集来定义这些指标。基于此,不仅有利于全面反映大规模城市系统的变化趋势,而且有利于评价和评价城市各子系统的变化价值和结构。相信对判断和指导城市的优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设计了一些有创意的新指标,进一步揭示了现代城市的发展趋势。例如,从“做人口”看城市发展的总量和质量;通过对“制造业辐射”和“it商业辐射”的相关性以及开放传播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业发展对城市功能的不同需求。

第四是国际比较。《2018年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China ' s Comprehensive Urban Development Index 2018)通过比较北京和东京进入21世纪后各项主要指标的表现变化,客观有效地勾勒出中国大都市地区发展的问题和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是一个可以为中国高质量城市发展提供参考框架的指标体系。

(作者杜平是云和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十三五规划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国家信息中心前任副主任)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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